【財經評論】從兩岸政經情勢找持續互動交流之道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 戴肇洋

台灣政局三度輪替迄今,即將屆滿半年,誠如各界所預期的,此一期間蔡英文政府在處理兩岸關係政策思惟上,不論從選後至最近公開接受台灣或美日媒體問答焦點,或是從就職至雙十國慶正式演說內容之中,始終採取迴避態度的「答案」,間接婉拒中國大陸所提出的九二共識之「試題」。

此一結果,使得兩岸關係發展呈現日益遲緩現象,不但造成兩岸官方協商管道暫時中斷、台灣出席參與各種國際組織活動受到阻擾,而且導致陸客來台觀光人數遽降、中國大陸對台採購各項產品數量刪減。這些發展,頗讓許多人士憂心忡忡,殷切期盼蔡政府不能因為了擺脫中國大陸糾葛而誤判現在兩岸情勢,否則後續發展恐將更為嚴峻。

也就是說,蔡英文政府無論是陷入本身意識形態的束縛,或者是受到台灣獨派勢力之約制,在其執政期間內,兩岸關係恐將很難回到馬英九政府時代相對「正常化」、「制度化」格局。亦即蔡英文針對習近平所期待的「九二共識」議題,是否加以「承認」,並未有所鬆口讓步,導致兩岸官方層次的互動往來,將會從過去八年以來的「常溫期」進入「冷凍期」,在這種狀況下,兩岸民間部門互動交流已成為未來持續兩岸關係發展不可或缺的平台與動力。

究竟蔡政府是否錯估兩岸情勢?或是一意孤行?現在甚至未來兩岸關係發展可能狀況,蔡政府理應有所估計及因應。不過,我們認為,兩岸互動交流已經是無法回頭之道路,可以在不失立場下讓步、在不得委屈下求全。亦即在面對兩岸關係發展日益趨緩的同時,我們可以從全球化風起雲湧潮流及區域化整合方興未艾的趨勢,以兩岸政治脈絡、經濟脈絡之層面切入其所存在的圖像,尋找未來兩岸持續互動交流可行之道。

先就中國大陸情勢變化來看,在政治脈絡上,雖國際各國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加深,但中國大陸大國崛起之勢從未歇止,尤其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已經以大國的身分扮演折衝協調重要角色。例如:近年以來,雖美國嘗試利用對亞太地區、東海和南海之布局,以圍堵中國大陸的崛起,但其效果似乎有限。相對中國大陸則是透過與東協(東盟)及南韓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倡議「一帶一路」的開發計畫、規劃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設置成立,進而主導RCEP的談判和佈署南海諸島之建設,將其政治影響力道分別從亞太延伸往南亞、中亞、西亞、歐洲及東非等地區挺進。

換句話說,中國大陸在對內採取雷厲風行實施打貪反腐作為,配合落實全面依法治國,贏得廣大民眾支持的同時,對外則是以援助的名義積極推動合作進行全球布局。亦即如果中國大陸所推動的「一帶一路」順利進行,一個以橫跨歐亞非大陸的經濟共同體系一旦形成,將會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大幅提升中國大陸話語權或影響力。

其次,在經濟脈絡上,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中國大陸成為持續全球經濟的領頭羊態勢日益明顯。亦即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其平均經濟成長達到9.7%,成就頗為驚人,所以全球金融海嘯之後,在國際經濟復甦遲緩下,中國大陸經濟相對強勁成長力道,扮演支撐全球經濟成長之火車頭,甚至在2008年超「德」、在2010年越「日」經濟體,成為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經濟體。尤其在「十二五計畫(2010- 2015年)」期間中的平均經濟成長達到8.2%,優於美國的2.5%,更是大幅領先日本的1.4%。

不過,也因貧富差距擴大、城鄉發展失衡和環境污染嚴重等“不平衡、不協調、不持續”問題伴隨呈現;同時,在擺脫中所得接近高所得國家門檻之同時,產業升級挑戰加劇,成長速度開始放緩。因此,中國大陸在「十三五計畫(2016- 2020年)」期間中,如果能夠有效執行其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及共享理念所描繪出來的藍圖,轉換發展模式,讓經濟發展維持平均6%以上的中高速度成長,進而突破“中所得陷阱”,將有機會在未來10年內,邁入高所得國家行列,甚至於2030年前超越美國經濟體,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再從台灣情勢變化來說,在政治脈絡上,從1990年起,隨著政治的解除戒嚴、社會之自由開放,台灣在成功邁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同時,卻也因為能持續執政權力而逐漸陷入財閥化、黑金化漩窩,民粹氛圍日益濃厚,利益交換習以為常。2000年首度政局輪替之後,更是變本加厲,假藉本土意識型態,力求擺脫中國大陸糾葛。 

2008年再度政局輪替,雖採取以談判代替對抗來推動兩岸關係朝向和平發展政策,但卻又因內部社會對話不足,或是執行魄力搖擺,而無能撥亂反正,不但政商關係糾纏不清,民意代表囂張跋扈,加上社運團體需索無度,年輕族群迷惘無知,使得台灣發展策略失去方向,政策執行無法貫徹,導致民心煩躁不安,社會陷入內耗空轉。

接著,在經濟脈絡上,雖台灣受到先天條件薄弱、幅員偏小,加上市場縱深不足、技術累積薄弱等不利環境限制,透過開放政策,在產業發展過程中連結境外互補要素,成功創造舉世所欽羨的經濟發展奇蹟,但卻也因競爭優勢條件逐漸喪失,而必須力求升級轉型。在此同時,中國大陸具有許多台灣所需要的互補要素,尤其海峽兩岸存在語文相通、文化同源、地理鄰近、人脈親密等優勢,理應可以互通有無,進而形塑最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組合。然而,卻又因60餘年之前內戰的陰霾,而迄今始終無法完全擺脫敵對之思維,經常以負面的論述解讀兩岸經濟往來與產業合作,讓兩岸的要素流通構築重重障礙。

此一結果,導致台灣相對比較競爭優勢無法重新呈現,甚至讓台灣迫切需要從事經濟升級與推動產業轉型的關鍵時刻,因未能善加利用本身接近世界市場優勢,造成投資成長陷入低迷不振,而使得經濟創新升級與產業轉型發展缺乏動能,甚至在全球經濟整合、區域產業重組蔚為潮流的今日,淪為自我落後不斷被邊緣化、被孤立化困境。

在此同時,回顧2008年馬英九政府在重新取得執政的同時,雖宣布接受“九二共識”,促成兩岸恢復諮商談判以來,兩岸在經濟、社會、交通、觀光、教育和文化層面上進行正常化、制度化互動交流工作,亦產生了一定成效;但整體衡量其利弊得失,其實仍有不少值得改善之處。如果將這些兩岸互動交流的經驗加以觀察,其缺失大致可以歸納如下:

其一,切入層面過於偏頗。兩岸互動交流分為經貿和文教兩個途徑,不過既有經驗告訴我們,目前期尚未真正普及深入台灣基層社會,導致「三中一青(中下階層、中小企業、中南部民眾和青年人)」對兩岸互動交流的正面效益無感。亦即兩岸經貿與文教往來合作仍存在著不少限制,包括其管道及模式較偏向於精英階層,未能向下紮根擴散。使得“和平紅利”無法真正“做大做實”,難以發揮“外溢效應”、“滴漏效應”,以達到“雨露均霑”的效果。

其二,接軌平台存在落差。兩岸既有互動交流已建立開啟了不少對口單位與對應窗口,由於未能切實評估,使得兩岸許多互動交流公開場合,已淪為既有單位或人士形式上唱雙簧的舞台,不但見解陳腔濫調,而且意見缺乏創新。亦即兩岸接軌平台多元,在未能去蕪存菁的同時,不同單位或窗口所發揮的功能不一,難以一針見血創新見解,真正確實反映多數民意,以達到提供兩岸政府作為深化對話之基礎。

誠如上述,面對現今的兩岸政經情勢與未來之國際政經環境之下,兩岸持續互動交流及致力和平穩定發展,已經是無法回頭之道路。因此,在兩岸關係發展日益趨緩下,應該針對兩岸持續互動交流較迫切之方向加以聚焦,這些包括兩個層面:

其一、聚焦青年人。兩岸互動往來過程,無分年齡、地域、職業和階層,若能面面俱到展開全面性、多元化交流合作,則是最佳理想。不過,如前所述,不論目前或是未來,兩岸青年人理應是互動交流的工作重點。此乃青年人沒有兩岸歷史的包袱與鬥爭之仇恨,可塑性較大、理解性較強,如果我們無法引導這個群體清楚了解兩岸情勢,未來兩岸關係恐將很難朝向良性互動往來之路,此對兩岸關係後續發展影響至鉅,需要投入心力加以妥善處理。

其二、善用互聯網。兩岸互動往來期間,互聯網是兩岸民眾互動往來的創新工具,其方便、快捷、成本低、擴散效應大特性,對於兩岸之間民眾的互動往來及經濟的交流合作,將可以發揮頗大的功能。尤其兩岸年輕族群透過互聯網互動往來,其中社群網站方面,台灣民眾所使用的“臉書”(facebook,大陸稱之“臉譜”),或是中國大陸民眾所常上的“微信”等工具,若能善加利用,將有助於改變台灣年輕族群對中國大陸情勢的認知,相對亦可促進中國大陸年輕族群對台灣情勢之了解。

坦然言之,兩岸互動往來、交流合作必須奠基在一定互信、互諒基礎上,彼此以善意來相待。不可否認,台灣長期受制於敵對的思維,以及獨派人士刻意興風作浪,相對中國大陸習慣於獨尊之心態,加上動武統一霸權行為,均是無形之中形塑揮之不去陰霾,已成為兩岸之間互動交流最大的障礙。

因此,兩岸關係若要化解敵意、累積善意,條件居於劣勢的台灣,則需累積有“小事大”的聰明智慧,相對條件居於優勢的中國大陸,更加需要展現有“大事小”的氣度襟懷。亦即未來如果能夠將兩岸民間的互動往來做大,將兩岸經濟的交流合作做實,相信透過時間可以消弭彼此所存在的歧見,進而促進兩岸更進一步朝向和平穩定發展。

(本文已刊載於香港「經濟導報(Economic Herald)」,雙週刊,2016年第23期(3381期),香港經濟導報社,2016年11月14日/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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