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評論】尋找台灣經濟競爭優勢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 戴肇洋

新春伊始,萬象更新。此時全球各國無不將核心聚焦於,國際經濟是否已瀕谷底即將回升?其實,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迄今,國際經濟雖曾經短暫露出曙光,但整體仍籠罩著陰霾,以外需導向的台灣亦不例外,除了遭到全球市場需求下降波及之外,部分新興國家因外債累積劇增而緊縮進口,導致台灣經濟成長持續在低檔中徘徊。

尤其2015年以來,出口貿易成長未見起色、廠商投資意願持續低迷、內需消費動能依舊疲弱;此外,加上政權三度輪替之後,因執政受到意識型態的理盲糾葛,而導致兩岸關係之陷入僵局,使得台灣經濟在內外不利環境交錯圍繞衝擊下,淪為「破1」、「保1」的成長困境,社會則是在朝野政黨互信薄弱盲目對立下,呈現「悶」、「冏」之信心危機,這些不安氛圍經年累月暈染,無形之中更加造成民眾對未來之前景憂慮。

面對這些內外不利環境交錯之下,許多學者專家最常建議以新加坡、香港,或是日本、南韓,甚至以色列、德國等國家的產業發展模式,以作為台灣經濟擺脫困境之典範。但是,我們在試行以這些國家為典範檢視台灣經濟環境或產業生態時,卻又同時面對若干瓶頸限制。

先以新加坡模式來說,其是一個城市型的經濟體。雖新加坡在政治上較為保守,但卻又因在經濟上非常開放、管制頗少,加上政府行政效率很高,採取輕稅簡政,尤其對於企業非常友善,而使得新加坡民眾非常信任政府,對政治的異議甚微。舉例而言,新加坡政府為了誘致跨國企業前來投資及延攬各類專業人才,不惜血本量身打造最低微的稅率及最方便的法規。然而,這種「為企業量身打造的招商引資策略」,恐將不太適合於台灣的政治環境或社會民情,特別是台灣在產業上採取多樣的發展策略模式,除基本農業外,包括:傳統產業的紡織、石化、機械業等,以及科技產業的資訊、通信、電子業等,非常發達,是新加坡在產業上採取單元的發展策略模式所不及的,所以新加坡模式無法適用。

香港亦與新加坡一樣,屬於城市型經濟體,市場進出非常自由開放,經商環境頗為友善便捷。不過,1980年代之後,隨著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在生產成本比較優勢磁吸下,既有少數製造業遭到解體,使得其經濟完全以服務業為主軸,尤其金融服務超級發達。但是,台灣仍存在著許多製造業,不太可能完全放棄,所以香港模式並不適用。

再就日本、南韓模式來看,雖兩個國家發展背景不同,但在基本思維上,均是以超級大型企業作為作為經濟的基礎,尤其是其重要代表產業完全依賴國內幾個大型財團的支持,同時藉此發展其他關聯產業的中小企業之生存,亦即這些產業發展良好與否,往往影響其經濟表現。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兩個國家人口、土地均都遠遠超過台灣,日本人口高達1億2千萬人、土地是台灣的10倍,南韓人口也有六千萬人、土地至少是台灣的4倍,其內需市場規模足以支持協助許多產業生存發展,甚至能夠培育建立幾個自有國際品牌。此對人口僅有2千3百萬人,以中小企業作為產業發展主軸的台灣而言,日本、南韓經濟發展模式根本難以適用。

在此之下,未來台灣經濟又將何去何從?近年,台灣許多學者專家又將眼光選擇以色列。雖以色列是一個人口規模及土地幅員均都屬於小型的國家,但其國內創業風氣頗為旺盛,科技研發創新非常發達,屢屢創造令人極驚豔的高等技術中小企業。這些企業在成功萌芽後,往往成為被歐、美全球頂尖科技跨國企業收購的對象,或是將其研發中心設置於以色列,近年以來每年招商引資規模並不亞於先進國家。或許我們認為,以色列因極特殊的背景環境,敵對國家四周圍繞,在高壓環境下必須尋找生存之道,而使得其將資源高度投入於國防或特殊領域產業,然後創造極驚人的科技成果;相對台灣而言,外在環境沒有這麼險惡,雖可以學習其創新制度,但可能僅是學習其皮毛。

至於德國經濟發展經驗方面,也是近年以來許多學者專家所建議以其為師的借鏡模式。因德國以中小企業為產業發展的根源與社會結構之中堅,尤其非常重視技職傳統教育及環境保護,而能夠於戰後迅速重建復甦發展,甚至成為拉抬歐盟國家經濟引擎的原因。但是,現實來說,德國除了8千萬人以上口作為支持產業發展動能之外,其頗強大的產業背景,以及極完善之技職體系所建立的基礎,並非台灣在短期內可以複製。

亦即上述先進國家經驗,不論新加坡採取量身打造「圖利」特定產業,香港以服務業替代製造業為經濟主軸模式;或者日本透過「內需」市場培育建立國際品牌,南韓以跨業財團為經濟主軸模式;甚至以色列培育高階中小企業創業招引頂尖科技公司前往設置研發中心,德國以完善技職體系打造堅強製造為經濟主軸模式,在追求短視利益與政治凌駕專業的台灣,恐將不易成功。

雖先進國家典範並不完全適用台灣,但台灣已走至歷史的交叉路口,面對經濟成長持續低迷,民眾所得陷入停滯,過去被引以為傲的產業因政策的反覆及意識形態之作祟,而不斷遭到國際潮流打敗或取而代之,甚至已逐漸被中國大陸迎頭趕上,整體產業發展前途呈現茫然。另一方面,隨著民主意識崛起,終於將核心聚焦台灣這塊土地,雖我們反對污染,但卻又缺乏正確方向,不知經濟與環保之取得均衡,任何議題缺乏交集溝通,陷入自我作繭困境,導致年輕族群被迫離鄉背景,追求更值得發展的工作。

很顯然地,此刻台灣是迫切需要一個幅員規模接近、產業結構類似的發展典範。在此,我們不妨借鏡地理位置於歐陸邊緣的優勢,形成歐洲第一大的鹿特丹港口,以及歐陸第四大之阿姆斯特丹機場,以服務業及製造業兼具、農牧高值轉型的荷蘭產業發展經驗,觀察其國家在追求生存發展過程中,如何取得妥協共識、如何打造競爭優勢。

為何產業發展條件頗為類似,台灣卻又不如荷蘭?探究其原因,在農牧業方面,雖荷蘭土地幅員狹小,但卻能透過資本及技術密集打造花卉、酪農產品輸出,成為全球第二農業出口大國。反觀台灣,除了已享譽國際的蘭花栽培之外,包括品質極優秀的各種水果、稻米、蔬菜等,其實非常可觀,如果有效經營,皆可成為外銷利器,沒有理由不能成為經濟基礎之一,而是缺乏前瞻思維,將其列為重點產業發展的問題。

在製造業方面,雖僅占GDP二成,但以重視環保、城市永續發展的荷蘭,其成為全球排名第一屬於高度污染的石化專區之嚴格監督管理模式,除了創造接近10%就業人口之外,讓許多跨國企業願意前來投資的同時,不斷投入研發,大幅提高整體產業價值;相較台灣石化產業仍為中低價位產品,整體水準自然不如荷蘭。此外,在其他產業發展上,也是不斷追求創新設計、技術,以開拓更有利基的藍海市場,所以已培育出飛利浦(Philips)、聯合利華(Unilever)、殼牌石油(Shell)、安科智諾貝爾化學(Akzo Nobel)等全球知名跨國企業。

在服務業方面,雖台灣地理位置於亞太運輸中心的有利條件,但因受到內需市場狹小影響,在保護弱勢產業生存思維下,長期以來對部分服務業的管制過多,加上進入門檻偏高,而無法借力使力打造競爭優勢,藉此發展從運輸延伸為亞太物流、倉儲轉運中心,進而創造高度經濟產值產業,形成高就業人口、低薪資所得困境。

由於台灣屬於小型成熟開放經濟體系,內需市場需求難以達到經濟規模,上述荷蘭利用地理位置於歐陸邊緣之優勢,積極發展物流、運籌、石化、電子、綠能、農業輸出聞名世界,讓經濟與環保之和平共生的經驗,在全球各國中難以找出更適合台灣學習的典範。因此,荷蘭可以,台灣沒有理由不行!尤其我們長期累積所建立的電子、資訊、通信、石化、機械、紡織等產業頗為具有競爭條件,加上地理位置於亞洲大陸邊緣樞紐之優勢,我們不能再以國土幅員狹小、內需人口不足作為藉口,其關鍵在於,我們有無決心。

坦然言之,經濟成長是硬實力、幸福感受是軟實力,尤其面對未來美國保護主義恐將再度抬頭、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可能下修、英國脫歐、國際貨幣瀕臨大戰危機等許多黑天鵝不確定因素挑戰之下,我們實在無法想像的是,台灣經濟究竟尚有多少能耐,可以因應類似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衝擊,更加不忍看到台灣多數憑藉辛苦工作獲得微薄薪水以維持家計生活的民眾,再度陷入因經濟衰退而遭到失業恐懼。

在此同時,為何我們不能借鏡荷蘭成功經驗?為何我們不能將荷蘭視成為一個「The Better Taiwan」?與其在全球浪潮下隨波逐流,不如借力使力,從「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之角度切入,發揮台灣地理位置於市場規模、成長潛力兼具的中國大陸及東協周邊有利條件,重新打造較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唯有如此,台灣經濟始能擺脫困境。(本文已刊載於香港「經濟導報(Economic Herald)」,雙週刊,2017年第4期(3387期),香港經濟導報社,2017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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