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評論】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挑戰與台灣之機會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challenges Taiwan’s chance
台灣省商業顧問 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 戴肇洋

今年7月1日,在國際社會將焦點集中於香港主權移交20周年之同時,更加受到重視的是,中國大陸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出席香港舉行主權移交慶典儀式之前,特別前往視察連結「粵港澳大灣區」交通動脈的「港珠澳大橋」之建設工程,除正式宣告未來在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方向中,將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定位外,以實際的行動拉抬其聲勢,讓這個預估可能超越美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成為世界最大的「粵港澳大灣區」名稱更進一步傳遍全球。

事實而言,這個屬於國家戰略層級的「粵港澳大灣區」之發展規劃並非首次亮相,而是早在今年3月,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全國人大與政協「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積極推動中國大陸內地與港澳之深化合作,將研究訂定範圍涵蓋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的廣州、深圳、東莞、珠海、中山、佛山、江門、惠州、肇慶等9個市,加上香港及澳門等2個區,幅員面積5.65萬平方公里、人口6,765萬、國內生產總值1.3兆美元(是2016年台灣的2.48倍)、對外貿易總額1.5兆美元(是2016年台灣的2.72倍)的世界級城市群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充分發揮「港澳」獨有優勢,以提升其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依據中國大陸中央目前所規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方向顯示,其未來建設包括:其一,推進區內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其二,推進區內投資、貿易、人員等往來更加便捷;其三,加強區內開展創業孵化、科技金融、國際科研成果移轉等業務領域深化合作;其四,建立區內具有國際競爭力現代化產業發展體系等四個核心。由此可見,「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未來中國大陸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加速產業創新發展、提升商品附加價值的重要核心基地之一,尤其希望藉由香港長期所累積建立的自由化、國際化基礎,在中國大陸華南區域內再行建設一個與世界重要灣區對接的口岸。

換句話說,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方政策即將屆滿40周年,面對經濟高度發展已經逐漸頻臨極限之下,如何在人口密集地區內,採取「有序」、「漸進」策略調整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尋找一條「內涵集約發展」的新道路,以及探索一種「經濟優化開發」之新模式,藉以形塑新型成長軸心,乃成為中國大陸在推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上的重要政策方向之一。也因如此,這個頗宏觀的「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經濟發展規劃,與2015年4月通過作為扮演疏解首都空間結構地位與功能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升級為打造南北雙極相互促進中國大陸下一階段經濟發展的兩大引擎。

亦即這個經濟規模將超過1.3兆美元以上的新興「粵港澳大灣區」,未來若能整合其建設計畫,灣區內部城市成長力道將群聚合成為一體,發揮「1加1大於2」效益,配合「港澳」連結全球市場功能。尤其在這個灣區中曾經是中國大陸「山寨商品最大本營」的深圳,未來將透過國家資源促進其脫胎換骨升級為「產業創新城市」典範,引領灣區產業從硬體轉型往軟體發展;同時,透過人才磁吸匯聚,朝向包括:智慧手機、無人機、機器人、基因定序等「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亦稱機器智慧)」相關領域不斷前進。

從上述中可以發現,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可能發展潛力,特別是「產業創新城市」典範的深圳引領灣區產業升級轉型方向,恐將讓全球尤其亞太鄰近各國倍感沉重的競爭壓力。不可否認,「粵港澳大灣區」已存在產生創新高地的基本要素,包括:世界頗著名的大學或研究單位,實施改革開放之後也累積了雄厚的製造基礎及遍及全球之貿易網絡。其中,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頗為發達、科技創新能力極高,進駐華為、騰訊等世界著名企業;香港的航運、金融、貿易、旅遊等現代化服務業十分進步,在全球創新城市排名中位於前茅;廣州則是珠三角中國大陸自主創新示範區,極易型塑綜合創新產業體系,這些條件讓「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前景帶來希望。

然而,我們更加關心重視的是,未來將引領「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創新的深圳,在Adam Smith所提及的政府「那隻看不見的手」中不斷推動所打造的區域發展願景,究竟僅是中國大陸矽的谷?抑或成為亞洲的矽谷?也就是說,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將發展規劃為世界級城市群,其與前揭全球重要灣區之競爭所聚焦的核心,並非其「區域」,也非其「名稱」,而是在磁吸匯聚全球頂尖人才之同時,是否能夠透過法規的改革及制度之調整,讓這些全球頂尖人才利用這個舞台孕育創造出對全球人類矚目的貢獻?很顯然地,「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發展前景是長多或長空,將取決於是否能夠磁吸匯聚全球頂尖人才及進駐國際著名跨國企業,藉以孕育創造對人類未來世界矚目的貢獻,其成敗關鍵則是在於區域治理創新生態系統所需要配合的法規制度創新。

無庸置疑,全球港灣區域發展成為創新生態系統的典範是美國舊金山「矽谷」。這個從舊金山灣區南下沿著101與280兩條高速公路之間的丘谷空間,在良好區域治理創新生態系統下,磁吸匯聚全球頂尖人才所發展起來的科技傳奇,以及進駐包括:谷歌、微軟、思科、蘋果、英特爾、IBM等高新科技產業所存在充沛的創新能力,特別是具有顛覆力量的創新能力,除不斷追求創新上一世代風華,包括:有形的個人電腦、半導體、資通訊與智慧汽車等硬體成果,以及無形的雲端、大數據、人工智慧與商業模式等軟體效益,因而能夠對世界經濟產生重要的影響外,這個丘谷所不斷孕育引領的創業家、冒險家精神,透過科技、設計工具所演奏出來的歷史樂章,引領世界創新潮流,進而型塑「矽谷」對人類未來世界最大的貢獻所在。

不過,以「粵港澳大灣區」的現況與「矽谷」之比較,除在「發展時間」的起步上屬於後發外,其關鍵在於「法規制度」之完善較為落後,未來中國大陸恐將難以再度仿效過去三十餘年以來所採取的「彎道超車」成功模式迎頭趕上「矽谷」,達到以創新來引領全球。亦即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如果能夠有效排除一切不利於創新要素流動的「法規制度」限制障礙;同時,接軌國際發展趨勢,將上述創新要素有效、有機地加以整合,發揮優勢互補,型塑一個極易創新生態系統,此對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前景而言,是無法迴避之艱鉅挑戰。

畢竟,「全球頂尖人才」與「完善法規制度」彷彿是磁鐵的兩極,其N極與S極相近將會造成磁吸效應,相對同性磁鐵則是因相近產生互斥作用而無法產生磁吸效應。亦即目前中國大陸不斷擴大改革開放,在推動經濟政策上則是採取由上至下較偏向「計畫經濟」的模式,雖其政策力度之大令人羨慕,但政策資源的向左走與市場秩序的向右走之間,政府「那隻看不見的手」仍然是促進磁鐵兩極磁吸,以及影響法規制度變革效率的關鍵核心,其政策方向妥適與否,將影響「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發展。

雖甫推動的「粵港澳大灣區」,在短期內或許無法迎頭趕上已發展成熟的「矽谷」,但這個堪稱是騰籠換鳥2.0版的珠江三角洲,在連結「港澳」後其經濟規模將超過1.3兆美元的新興灣區,未來其在拉抬區域競爭上所扮演的的地位與功能,卻又毋庸置疑。

面對中國大陸將展開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競爭,加上連結已如火如荼之「一帶一路」建設計畫的夾擊之下,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其可能發展趨勢勢必擠壓台灣經濟發展空間,尤其是台灣的頂尖人才與高新科技產業在「粵港澳大灣區」擴大磁吸效應下,恐將使得台灣經濟更加陷入邊緣化、空洞化威脅,此一危機絕對不容忽略。
在此同時,如果換個角度來看,此一可能發展趨勢對於台灣未來而言,是危機、卻也是轉機。台灣與「粵港澳大灣區」間,其實已存在著許多合作機會,與其一味擔憂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對台灣經濟的排擠效應,不如加速促進創新藉以調整產業結構。

坦然言之,「粵港澳大灣區」是1980年代之後,台商前往中國大陸投資最早的「老巢」,而且是投資最為熱門的地方,迄今仍然是中國大陸台商匯聚規模數一數二的重鎮;至於港澳,則是中國大陸許多台商公司註冊地方及理財中心,台商早已深諳此地的經商門道,以及布局綿密之交易網絡。因此,台商若能借力使力妥善利用這個優勢,將其有效、有機地加以系統整合,積極部署與「粵港澳大灣區」之共同發展。唯有如此,始能再創新局。
(本文已刊載於香港「經濟導報(Economic Herald)」,雙週刊,2017年第16期(3399期),香港經濟導報社,2017年8月14日/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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