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評論】中共「十九大」後經濟發展定位與台灣的選擇

台灣省商業顧問 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 戴肇洋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中共十九大),已經順利完成圓滿閉幕。此次中共「十九大」,不但是迎接2021年「建黨百年」從事改革重新出發的關鍵會議,同時是邁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之重要會議;其中,除未來五年中共權力中樞人事重組布局,受到高度重視外,其經濟政策方向論述,更是國際社會所矚目的核心焦點。

亦即此次會議除了檢視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過去五年致力改革所呈現的整體成果之外,其意義在於,由於未來幾年中國大陸經濟將面對著結構調整,導致「成長增速」可能放緩之下,需要針對未來五年甚至更長期間經濟發展基本路線加以定位。無庸置疑,近年以來中國大陸已經從「世界工廠」逐漸轉型為「世界市場」,使得經濟發展基本路線必須從過去的「高速成長階段」,升級為未來的「高質發展階段」。

事實而言,在中共「十九大」政治報告中已經指出,面對內外經濟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日益嚴峻複雜之多元挑戰之下,未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在對內治理方面,必須致力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發展「品質、動力」等變革,提高整體要素生產效率,以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等協同發展的產業高端體系。至於在對外改善方面,則是需要持續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格局,除在貿易和投資上採取高度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外,包括:全面實施准入之前配合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給予國民待遇、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門檻、擴大服務相關領域對外開放、保護投資合法權益等措施,俾讓中國大陸境內已註冊的外商獲致一視同仁、平等待遇。

在此同時,回顧中國共產黨發展過程,從1921年成立起迄今,其實每一階段有其不同的經濟發展基本路線。其中,從1921年至1949年,是中共「建黨」革命謀求生存的第一階段,此一期間旨在藉由公有思想建立共產制度。從1950年代初期至1970年代末期,是中國大陸「建國」謀求發展的第二階段,此一期間除建立國家政治制度外,採取計畫經濟訂定經濟和社會制度。從上世紀1979年至本世紀2008年,是中國大陸謀求轉型的第三階段,此一期間透過改革開放政策,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亦即改革開放政策之下,在致力增加生產力及提高競爭力,從追求部分「先富」至實現整體「均富」,進而從過去「世界工廠」轉型為未來「世界市場」的同時,開始參與國際社會,甚至逐漸在全球經濟舞台上扮演極為重要角色。

溯及上述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在每一期間中所採取實施的經濟政策方向,其實具有其內在的延續性,同時也迎接著外在的挑戰性。雖各個期間所遵循的經濟發展基本路線並不相同,但每一階段經濟政策方向大致在前一期間所建立的基礎上,配合彼時經濟實力條件,以及其所存在的國際經濟環境,針對未來經濟發展需要,進行修正調整。

不可否認,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環境面對新期間的機會,同時迎接新階段之威脅。亦即中國大陸經濟表現受到國際社會肯定,在朝向實現整體「富有」社會之路的同時,卻也延伸出系列化的問題,帶來了多元化之挑戰。探究這些背景因素大致可以歸納,包括: 

其一,依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資料統計顯示,雖此一期間國內生產總值、貿易總額、廣義貨幣供給總量餘額等數據表現頗為亮麗,但卻又同時呈現:以GDP規模成長為願景所衍生的政績扭曲、以經濟建設開發為使命所帶來的環境惡化、以部分地區先富為前提所導致的貧富差距、以出口市場增量為目標所造成的產能過剩、以山寨模仿為思維所浮出的創新不足、以產業發展為核心所產生的公共服務供給薄弱等經濟快速發展之後所迫切需要解決的失衡問題。其實,上述失衡問題,早自1990年代中期亞太金融危機之後開始暴露,不論是江澤民執政期間的「三個代表」論,或胡錦濤執政期間的「科學發展」觀,均是為此在頂層設計上進行修正調整。因此,可以預估的是,中共「十九大」之後,將面對「十八大」所提出以內部為核心的「四個全面」同步發展之挑戰;尤其2020年達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爭取民眾支持之承諾。

其二,近年隨著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經濟「大國」之後,雖經濟成長增速放緩,但其所創造的產值量體占全球的比重超過10%,而且持續增加,使得其所面對的國際經濟環境更為複雜,從美國歐巴馬政府的積極亞太戰略至特朗普政府的中美貿易摩擦等,這些已無法迴避的負荷甚至倍之以往。因此,可以預估的是,中共「十九大」之後,將面對更加棘手來自外部國際經濟環境壓力之挑戰,若要持續促進其經濟朝向維穩發展,則需致力推動包括以全球經濟布局為方向所推動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計畫,同時積極參與全球經濟體制變革,以肩負經濟「大國」之責任。

換句話說,中國大陸未來若要從國家「富起來」昇華為「強起來」,則需在其第四個30年期間中完成所必須解決的工作任務,這些除如何維穩因應外在國際環境所面對的挑戰外,必須促進其內在經濟及社會均衡發展問題,達到民眾所迫切需要改革創新的核心焦點。誠如習近平在7月26日講話中提及:克服目前最嚴峻的發展失衡問題,需要「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特別將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汙染防治」作為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三大工作。亦即中共「十九大」之後在五年期間內,其面對最為迫切需要改革創新的任務是,在2020年前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讓經濟發展的美好成果能夠更進一步公平、普及所有民眾共享。

也因在內在自我糾偏力道領航下,即時適度修正調整經濟發展基本路線,所以中共「十八大」迄今特別致力解決經濟及社會發展失衡問題,包括: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調整市場與政府之關係,創新經濟增長模式;五中全會除通過「十三五」計畫,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外,規劃訂定例如「2025中國製造」、「2030人工智慧發展」等中、長期經濟政策方向,以及推動「供給側改革」、「雙創」、「城鎮化」等發展策略,這些旨在實現其經濟及社會均衡發展理念。很顯然地,此次中共「十九大」乃是,在歸納這些工作經驗基礎上,以「推動經濟及社會全面進步」為最終願景目標,謀求未來中國大陸更長期的發展,進而朝向實現國家民族復興。

前揭中共「十九大」所定位的經濟政策方向對於台灣而言,是迎接前所未有的機會,同時是面對更加嚴峻之挑戰。其中前者的機會方面,由於中國大陸經濟持續成長、國民平均所得不斷提升,其所帶來的是一個更龐大、更高質的市場需求。亦即面對美國所採取的貿易保護政策,預估中國大陸未來不論在產品市場或產業投資領域上,均都承諾朝向更加開放門戶方向。換句話說,中國大陸市場或投資領域開放本身,無疑對台灣的相關產業、企業提供許多機會,雖目前台灣部分產業相對中國大陸所具有的競爭優勢逐漸下降或甚至消失,但卻又在語言、文化、習慣、地理等因素上存在難以替代優勢,尤其中國大陸已經朝向服務業起飛階段,台灣服務業具有優勢參與市場逐鹿競爭機會。

相對後者之挑戰方面,雖早期兩岸產業在生產要素廉價及技術差異下,透過投資與貿易創造互補、互利條件,但近年隨著中國大陸生產要素不斷提高與產業技術大幅進步,加上在國家政策扶植及相關措施配合下,使得兩岸產業逐漸從過去的垂直合作關係轉型為目前的水平競爭型態。其中,最為明顯的策略是,中國大陸從「十二五計畫」實施的「進口替代」政策,昇華至「十三五計畫」崛起的「紅色供應鏈結」政策,此對台灣產業造成頗嚴重之威脅。例如:曾經是台灣與日、韓三分天下傲視中國大陸、全球的LCD,目前中國大陸LCD產能已經超越台灣;再者,8年之前曾經是台灣引以為傲的HTC品牌智慧手機,不及數年之內,中國大陸自創品牌智慧手機,不但在全球十大品牌中名列前茅,甚至在台灣本地市場中,中國大陸OPPO等新興品牌智慧手機已經佔有一席之地,這些均是近年兩岸產業在市場競爭中彼長我消最明顯之實例。

很顯然地,近年以來隨著中國大陸快速崛起,其致力追求經濟及社會均衡發展,已日益成為其國家力量茁壯之重要關鍵。特別是中共「十九大」之後的政治權力體制及經濟發展策略,預估將成為中國大陸因應日益複雜國際環境或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造維穩之基礎。

面對此一發展趨勢之下,雖兩岸早自2010年6月完成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以及在其架構為基礎之下完成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但卻又因台灣在立法過程中引發2014年3月「太陽花反服貿學運」而遭到擱置,不但造成兩岸「貨品貿易協議」諮商談判中止,甚至導致兩岸官方互動往來關係從熱絡逐漸減緩為淡化。

儘管,2015年11月兩岸當局史無前例舉行分治60餘年以來首次新加坡「峰會」;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隨著2016年5月之後民進黨替代國民黨再度取得執政迄今,在獨派團體壓力及意識型態操作下,採取「維持現狀」模糊之前在「九二共識」基礎下所建立的兩岸關係,使得兩岸官方互動往來從新加坡「峰會」之後,在短短半年內淪落至中止,如此一來,恐讓台灣淪為國際社會孤兒,而且不利兩岸和平發展。

坦然言之,面對目前國際政治嚴重傾斜中國大陸的不對稱現實,以及台灣經濟高度依存中國大陸之不均衡現象之下,台灣未來命運將難以擺脫這盤中國大陸政經結構變化的棋局。因此,在中共「十九大」後,如何在「九二共識」基礎下以兩岸頗頻繁緊密的民間交流合作為基礎,透過各種管道取得與中國大陸對話之機會;同時,採取更務實可行的兩岸政策,順利解決目前兩岸關係僵局,藉以能為台灣經濟在中國大陸經濟升級中找到最佳位置,進而能為台商在中國大陸產業轉型中找到有利機會,這些挑戰將考驗台灣當局之智慧。(本文已刊載於香港「經濟導報(Economic Herald)」,雙週刊,2017年第22期(3405期),香港經濟導報社,2017年11月13日/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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