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評論】兩岸正面對著中高等所得陷阱挑戰

Cross-Straits facing middle and high income trap

台灣省商業顧問 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 戴肇洋

在經濟自由化、全球化發展趨勢下,由於國家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及國家內部社會發展之不均衡,不但使得國家之間不同發展程度所享受的經濟自由化、全球化利益產生相異,而且亦使國家內部社會不同族群所獲致的經濟成長和公共服務品質呈現差距,所以如何透過持續性、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讓更多的國民在享受經濟成長成果之同時,讓更多的弱勢族群取得社會制度基本保障,已成為近年國際社會的重要議題。

亦即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過程之中,如果社會制度包容性越低,所得重分配越不平均,則將使得經濟持續成長越難,所得增加越不容易,最後因經濟無法實現持續轉型,而導致國民平均所得成長呈現遲緩現象,甚至陷入所得成長陷阱糾葛。在此,若以目前兩岸國民平均所得狀況加以觀察,雖各自所歷經的發展過程相異,但其實均面對著不同階段所得成長陷阱挑戰。

先從中國大陸國民所得成長來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隨著參與國際經濟體系,在配合市場開放政策下,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各項經濟指標表現極為亮麗。例如:出口貿易總值於2009年超越美、日,成為全球第一;GDP規模分別於2007年超「德」及2010年越「日」,目前與歐元區之GDP規模旗鼓相當,僅次美國,全球占比高達12%;國民平均所得(人均GDP)於2011年達到4,441美元、2016年則是已提高至8,123美元,其增加速度,不但超過自己的預估,而且更遠超過國際社會之想像。

回顧1986年鄧小平在提及未來經濟發展願景時,雖曾經認為中國大陸國民平均所得(人均GDP)最快於2030年時始能達到世界銀行(World Bank)所定義的「中等所得(Middle income)」國家水準「底端」4千美元門檻,但始料未及的是,之後因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如此快速,而提早20年於2011年時正式邁入中等所得國家行列。此外,依據國際貨幣基金(IMF)最新預估,中國大陸國民平均所得在2019年時可以超越1萬美元,甚至預估在2024年前將突破中等所得國家水準「頂峰」1萬2千美元之界線。

不過,中國大陸國土幅員頗為龐大,國民平均所得分布呈現地區差距,部分省市行政區域,例如:廣東、江蘇等省或北京、上海等直轄市,由於實施經濟改革開放政策較早,加上產業發展較為領先,除了其所涵括的土地、人口具有相當規模之外,若以這些省市行政區域經濟總量進行比較,與全球許多中型國家之經濟總量相當。依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資料統計顯示,目前九個省市國民平均所得已經達到1萬美元,其中五個省市國民平均所得甚至超過1萬2千美元,若以上述世界銀行定義加以對照,其實已經突破「中等所得」水準頂峰,正在朝向「高等所得」行列。

儘管,近年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已成為國際社會矚目的焦點;然而,在此同時許多學者專家則是指出,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雖採取經濟發展路線達到國家轉型目標,但其發展過程之中卻又較為忽略在以經濟導向的發展主義架構內,有效解決社會體制改革問題。亦即中國大陸經濟表現令人驚豔,相對其所面對的社會挑戰卻又因其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日益增加而逐漸浮出,而且正在挑戰政府治理基礎。

換句話說,2000年之後中國大陸所呈現兩位數字之經濟成長,雖大幅提高國民平均所得水準,但2008年受到全球金融風暴衝擊之後,配合產業結構改革調整,使得經濟成長從之前的兩位數字,一路放緩至2010年代中期的不及7%。此外,加上物價上揚、房價飆漲、信貸增加、資產泡沫等所造成的社會貧富差距風險不斷擴大,已日益提高國民面對生活之壓力。其中,一個頗為明顯的事實是,在中國大陸經濟表現極為亮麗之同時,其所獲致的成果並未實現全體國民共享,反而造成財富集中少數地區、少數行業和少數人士,讓中國大陸成為全球最大「富豪製造」之國家。

或許在經濟成長前提下,導致社會體制改革較為遲緩,使得衡量所得分配公平與否的「吉尼係數( Gini coefficient )」之數據,迄今偏高不下。依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所發布的數據統計顯示,2016年吉尼係數仍然超過反映所得分配不公的警戒標準之0.400,達到0.465,比較2015年係數0.462,甚至增加0.003。亦即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因長期採取追求經濟成長政策,而較為忽略國民所得分配不均程度持續偏高問題,尤其是2015年達到既有人口紅利的拐點,未來恐將使得中國大陸淪為「未富先老」困境,最後陷入「中等所得陷阱」,難以邁入高等所得國家行列。

不可否認,中國大陸領導高層瞭解,推動社會體制改革,是經濟持續成長的基礎。誠如鄧小平曾經提及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是說明若要實現社會公平,則需致力解決內部貧富分配不均問題,不能坐視上述問題持續存在甚至惡化。因此,早在「十二五計畫」結束之前,特別將涉及社會體制的改善所得分配納為「十三五規劃」之中,甚至於2020年時達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四個「全面」追求目標之一。此外,在推動經濟結構轉型論述上,更是將保障弱勢族群的基本生活列入重要議題,讓中國大陸社會邁入可以持續性、包容性發展的正向循環,藉以擺脫「中等所得陷阱」,進而邁入先進國家。

再就台灣國民所得成長來說,二次戰後在經濟蕭條、產業廢墟中重建,成功歷經1950年代「進口替代」時期之後,從1960年代至1980年代初期,台灣憑藉生產要素低廉成本競爭優勢配合「出口導向」政策,經濟表現頗為亮麗,此一期間平均成長大致呈現兩位數字,創造舉世所欽羨的「經濟發展奇蹟」典範。這些基礎,使得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專家以歷史的資料研究分析認為,若以台灣過去所累積的經濟發展實力或產業競爭條件而言,在國民平均所得達到中等所得水準後,未來將可以類似美國、日本、德國等許多先進國家發展模式擺脫「高等所得陷阱」之糾葛,順利邁入先進國家行列。

但是,1980年代之後隨著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更加優勢的條件參與競爭,加上受到經營成本上揚、匯率急劇走高、藍綠政黨對立、環保意識抬頭等因素糾葛,在造成許多產業外移的同時,由於產業結構升級轉型過緩,使得台灣經濟成長開始下滑,從1981-1990年平均成長的8.2%,下滑至1991-2000年的6.7%,更進一步下滑為2001-2010年的4.3%,2011年之後甚至僅有2.4%,以每隔10年平均成長減少2個百分點之幅度衰退。

因此,台灣在1996年國民平均所得達到1萬2千美元中等所得水準「頂峰」後,隨著經濟成長持續下滑,導致國民平均所得成長呈現遲緩停滯現象,迄今不及2萬3千美元,陷入高等所得陷阱。相對此一期間,星、港國民平均所得則是持續成長順利擺脫「高等所得陷阱」,2016年分別達到5萬2,960美元、4萬3,680美元,甚至已超過日本的3萬8,890美元,邁入高等所得國家行列;至於南韓方面,國民平均所得則是達到2萬7,538美元,正在朝向3萬美元高等所得成長,逐漸邁入先進國家行列。

儘管,在理論上任何一個經濟體經過初步發展及起飛階段之後,隨著經濟體逐漸成長,加上透過傳統低廉生產要素促進經濟高度成長階段已經結束,所以1990年代中期之後台灣經濟成長所呈現的下滑趨勢,其實屬於經濟發展不同階段所表現出來的「正常」現象。然而,以目前台灣5千3百億美元的GDP規模,若與目前經濟發展階段領先台灣,不論GDP規模是台灣7倍以上的德國,或者GDP規模是台灣34倍以上的美國,近年經濟成長幅度均可達到2%以上水準進行比較,雖台灣經濟表現並不遜色,但若以GDP規模衡量,則經濟正常表現「潛在成長」幅度至少應該達到4%以上,所以現行台灣經濟成長幅度似乎屬於「不太正常」現象。
    換句話說,如果按照世界銀行定義目前台灣國民平均所得狀況,雖已經擺脫中等所得陷阱,但經濟成長幅度卻又呈現遲緩鈍化現象,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經濟持續陷入低度成長困境,不但不如亞太其他三條小龍經濟平均成長幅度,而且不及全球經濟平均成長幅度。亦即近年台灣經濟表現不佳,造成國民平均所得成長偏低,其所呈現的狀況形容陷入高等所得陷阱「陰霾」,其實並不為過。

在此同時,台灣未來若要擺脫高等所得陷阱順利邁入先進國家行列,則需有效排除目前阻擾經濟發展所存在的法律、環評等障礙,促進投資持續成長,憑藉長期所累積的技術及設計能量優勢,配合政府政策持續推動產業升級轉型,俾讓創新產業根留台灣,增加高薪就業機會。然而,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如何在「九二共識」基礎下,積極化解目前兩岸關係僵局,藉以能為台灣經濟在中國大陸經濟升級中找到最佳位置,進而能為台商在中國大陸產業轉型中找到有利機會。唯有如此,始能促進台灣經濟持續成長,讓成長遲緩的國民平均所得大幅增加,成功化解「高等所得陷阱」。(本文已刊載於香港「經濟導報(Economic Herald)」,雙週刊,2017年第23期(3406期),香港經濟導報社,2017年11月27日/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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