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評論】兩岸經濟交流三十年的往昔、現今與未來

Past, current and future of 30 years'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台灣省商業顧問 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 戴肇洋

回顧1987年4月,隨著國民政府於1949年撤退至台灣即將40載老兵走上台北街頭,穿著「想家」衣服泣訴其思念高堂、想念親人的辛酸,以及少小離鄉背景、有家卻歸不得之苦悶。此一場景,讓邁入人生最後時刻的蔣經國頗為感動認為,「國共」軍事對立已經超過40載,從人道的考量之下,必須儘速結束人倫悲劇,將彼此的恩仇在歷史長河放流中過去,在取得鄧小平默許下,決定實施開放返鄉探親政策。1987年10月15日台灣正式公告開放大陸探親,16日中國大陸馬上宣布「關於台灣同胞來大陸探親旅遊接待辦法的通知」,其開啟兩岸探親大門速度之快,彷彿事前有所準備,不但讓這些老兵得償蘊藏心願,同時讓兩岸關係邁入嶄新階段。

去年,適逢兩岸開放30年。不久之前,兩岸智庫分別召開多場不同性質「兩岸交流30年」學術研討會或座談會。在這些會議上,不論中國大陸學者遵循習近平於中共「十九大」的政治報告,提及必須回歸「九二共識」,認同兩岸同屬「一中原則」,兩岸官方之間交流並未存在任何阻隔;或者台灣部分親綠學者引述蔡英文於兩岸交流30年歷史的回顧論述,訴諸溫情指出30年以前為老兵請命開啟兩岸交流之初衷,期盼兩岸當局能夠放下歷史包袱,展開對話,化解歧見。很顯然地,兩岸在一來一往、互釋善意下,展現珍惜過去30年得來不易交流成果,以及更加期待下一階段30年有所突破。 

亦即30年之前,兩岸從人道的考量開放探親互動,進而延伸為經濟之需求擴大實施交流,使得兩岸關係邁入新階段與新時代。檢視過去30年以來,兩岸在政治關係上,雖絕大部分時間仍是存在高度對立狀況,兩岸執政當局對於兩岸經濟政策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政治介入,但不可否認的是,此一期間兩岸經濟關係,隨著雙邊互補、互利不斷擴大,促進投資、貿易持續深化。

先以投資來說,若按中國大陸當局資料統計顯示,雖台商對中國大陸之投資始於1983年,但1987年台灣開放民眾前往中國大陸探親之後開始呈現投資熱潮。不過,由於政策管制及中國大陸投資環境不佳,台商投資案件數量不多,而且平均投資規模偏小,從1980年至1987年期間,台商投資案件累計數量僅有80件、協議投資累計金額不及一億美元。之後,隨著台灣採取「正面表列」政策,逐步鬆綁部分製造領域,此一政策轉折促進製造相關產業台商對中國大陸之投資開始成長,從1988年至1991年期間,台商投資案件累計數量共計3,366件、協議投資累計金額達到26.83億美元。

然而,由於中國大陸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同時積極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加速改革開放下衍生許多投資機會,從 1992年起,台商對中國大陸之投資呈現大幅增加。從1991年至2000年期間,核准台商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累計金額171.02億美元;之後,隨著逐漸開放台商對中國大陸投資的產業類別,加上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擴大開放市場利多因素,至2007年時,核准台商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累計金額達到643.08億美元,已成為台商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累積最多的地區。尤其2008年5月之後,兩岸關係較前緩和,以及簽署相關協議,再度引發台商對中國大陸之投資熱潮。依據台北當局資料統計顯示,從1991年至2016年期間,核准台商對中國大陸之直接投資累計件數共計42,009件、投資累計金額達到1,645.93億美元,占此一期間核准台商對外直接投資累計件數56,436件的74.44%、占投資累計金額2743.03億美元的60.0%。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隨著兩岸經濟關係持續深化,台商對中國大陸之投資發展逐漸變化,除投資產業領域或技術層次,從早期的傳統產業延伸至近年之科技產業外,其投資金額與平均每案投資規模,因投資產業類別不斷鬆綁而呈現逐年增加趨勢,2002年台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累積金額超過對其他地區國家之投資累積金額,2008年台商對中國大陸之平均每案投資規模更是超過對其他地區國家之平均每案投資規模。

相對中國大陸企業對台灣之直接投資方面,為了履行加入WTO擴大市場開放承諾,雖台灣開放部份產業項目,但受到政治因素干擾,使得2008年5月之前相對中國大陸企業僅能透過迂迴作法,轉經香港、澳門或其他第三國家成立境外公司管道對台灣之直接投資,其投資案件與金額極為有限。直至2009年4月26日兩岸海基、海協兩會會談取得共識,依據「先緊後寬」、「循序漸進」、「有成果再擴大」原則,以及採取正面表列方式,自2009年7月1日起正式開放中國大陸企業對台灣之直接投資;之後,歷經3次檢討逐步擴大開放投資業別項目,迄2016年12月31日止核准中國大陸企業對台灣之直接投資案件累計947件、實際投資金額累計16.91億美元。

再就貿易方面來看,誠如上述,由於兩岸長期存在政治糾葛氛圍,導致雙邊難以推動正常貿易。1980年代初期之後,隨著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兩岸貿易活動逐漸展開;但是,雙邊貿易規模不大,而且兩岸官方一直沒有完整資料統計參考數據,僅能透過香港海關轉口貿易資料統計得知梗概。依據資料統計顯示,台灣貨品經香港轉出口中國大陸金額,1978年貿易金額約為3億美元左右,至1990年時僅增加為32.78億美元;相對中國大陸貨品經香港轉出口進入台灣地區金額,則是微不足道,1978年的貿易金額僅有0.47億美元,至1990年時也僅是增加至7.65億美元。

如果檢視此一期間兩岸間接貿易發展,大致可以歸納兩項特徵,一是1982~1983年、1985~1986年兩個期間曾經呈現負成長,造成負成長重要因素在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政策,包括總體經濟政策和對台經濟政策較為不穩。二是兩岸雙邊貿易成長,主要來自台灣對中國大陸的間接輸出成長速度較快,相對台灣自中國大陸之間接輸入成長速度較為緩慢,這種現象導致台灣對中國大陸的雙邊貿易每年享有順差,而且順差幅度不斷擴大。

1990年代初期之後,隨著逐漸開放台商對中國大陸投資的產業類別的擴大與產業技術之提高,導致增加從台灣半成品或原材料之進口,尤其是台灣每年享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雙邊貿易順差逐年增加。依據台北當局所公佈的相關資料統計顯示,從1991年兩岸(包括港澳)貿易金額331億美元、貿易順差229億美元,1992年180億美元、貿易順差129億美元,2000年443億美元、貿易順差274億美元,成長至2008年1,329億美元、貿易順差671億美元。

儘管,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風暴影響,造成兩岸貿易金額衰退;不過,隨著主要國家景氣復甦,2010年兩岸貿易金額已回溫至1,526億美元,貿易順差恢復達到774億美元,超過全球金融風暴之前水準。2011年兩岸貿易金額更增加至1,695億美元,貿易順差成長達到790億美元,兩者均創兩岸貿易以來歷史新高。之後,因中國大陸積極推動產業結構改革,以及歐債陷入危機,而導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速。在市場需求趨緩下,2012年兩岸貿易金額減少為1,624億美元、貿易順差降低為752億美元,加上中國大陸產業供應鏈結逐漸完整,提高在地採購比重,降低來自台灣中間財與資本財進口,使得2016年兩岸貿易金額已減少至1,577億美元、貿易順差則下修為671億美元。 

從上述分析中顯示,自1990年代初期起,除1998、2009、2012、2015年受到亞太金融危機、美國次貸風暴、國際景氣低迷、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速等影響外,兩岸雙邊貿易大致呈現成長趨勢。其中,台灣對中國大陸之出口順差金額,從1991年的44億美元,增加至2011年的738.9億美元歷史新高。尤其是從2002年起,中國大陸取代美國成為台灣對外貿易的最大夥伴與出口地區,每年占台灣對外貿易金額(包括港澳)的四成左右,而且台灣享有長期貿易順差。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市場是台灣對外貿易出超的主要來源,若將中國大陸市場排除在外,則台灣對外貿易將轉為逆差。換句話說,過去30餘年以來,除國際經濟因素造成市場衰退,直接或間接衝擊兩岸貿易外,兩岸關係不論是官方行政干預甚或是政治介入,雙邊貿易在經歷跌宕起伏中仍維持著穩定成長趨勢,似乎並未對兩岸貿易活動造成明顯的影響。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2016年5月台灣政權再次輪替,為能扭轉疲弱的經濟與提振低迷之投資,台北當局認為,近年以來東協經濟的亮麗表現,以及印度經濟之快速成長,已成為國際企業優先選擇之標的。因此,若能藉此重新推動「南向政策」,不但可以鼓勵台商擴大布局東協、印度等國家市場,而且亦可針對過去30餘年以來台商以單向「西進」中國大陸投資與貿易為主軸所架構的兩岸特殊區域經濟整合關係,未來透過「南移」加強與東協、印度等國家之雙向往來合作,達到市場多元風險分散。

在此同時,姑且不論其背後是否重燃「戒急用忍」思維;如果,以「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走緩,必須儘早遠離風險」為論述,再度推動南向政策,是台灣經濟升級,將眼光對準正在起飛的東協、印度等新興市場之最佳機會。雖這種論述似乎言之有理,但其實潛藏許多風險;亦即在拓展海外市場空間時,切忌因追求充滿未知的市場,而放棄既有重要的市場,其操作過程稍有不慎,恐將讓台灣經濟陷入更大的風險漩渦,甚至可能淪為兩者皆空困境。

無庸置疑,雖目前中國大陸正面對著經濟升級與產業轉型的挑戰,也存在著許多改革之壓力,但其經濟成長動能或產業創新實力,已非30餘年之前可以比喻。此一期間,其經濟體飛躍成長,2007年超「德」、2010年越「日」,成為世界僅次於美國經濟體的大國,甚至預估於2025年時可以超越美國,未來一旦改革成功,恐將再度呈現一個頗受到全球矚目之格局。尤其最近北京當局所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四個自信」,更是動見觀瞻,並非單純屬於宣傳語言,而是需要以中國大陸實際擁有「話說自信」的實力加以處理看待。

坦然言之,南向政策並非Overnight(一夜)之間可以超越中國大陸;再者,中國大陸對東協國家的影響更是非同小可。換句話說,如果台灣期待透過南向政策,藉以降低對中國大陸之經濟依賴,卻又視而不見中國大陸經濟的「量變」與產業之「質變」,甚至採取各種行政措施或管制手段,將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降溫、加以隔離,導致對未來台灣的經濟與產業造成重創,若屆時再思圖變擺脫困境,則恐將為時已晚。

因此,台灣現今除無法再沉醉於往日榮光外,應該深入了解與真正掌握目前中國大陸經濟及產業狀況,同時審慎思考及評估未來可能動態,尤其切忌以近年以來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走緩,認為是經濟衰微之徵兆。否則,恐將重蹈過去因意識形態糾葛、陷入僵化格局,而使得台商錯過對中國大陸經濟高度成長、產業快速擴張黃金期間的布局,導致之後再度鬆綁台商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已經為時已晚,甚至完全喪失機會。

撫今追昔,30年之前,從在台大陸老兵想要回家的泣訴,至兩岸經濟交流新頁之開啟;30年以來,不但交流的規模日益擴大,而且交流之範圍更是廣泛,令人有許多無法揮去的感慨。儘管,過去30年以來,兩岸經濟交流並非是一帆風順的坦途;但是,面對新的局面需要新的合作模式。展望未來,希望下一階段30年,兩岸必須以秉持合作替代對抗的精神為基礎,為兩岸的和平生存集思廣益,同時以追求民眾生活福祉的理念為目標,共同為兩岸的發展前景找出一條前進較可行的道路。(本文已刊載於香港「經濟導報(Economic Herald)」,雙週刊,2018年第2期(3410 期),香港經濟導報社,2018年1月15日/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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