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評論】借力「惠台31條」尋找台商壯大路徑

With the help of the 31 measures to benefit Taiwan compatriots to look for the growing path for Taiwanese businessmen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 戴肇洋

今年2月28日,大陸「國家發改委」與「國台辦」等29個部門聯合公布:《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簡稱惠台31條》,此項對台以經濟、文化為主軸史無前例開放政策公布之後,迄今在台灣社會各界中引發餘波盪漾。尤其2016年5月之後,由於「九二共識」歧見,使得兩岸在政治、軍事關係陷入冷和低盪、劍拔弩張的僵局狀況下,大陸此時此刻公布此項《惠台31條》措施,其背後所顯示的意義,格外令人重視。

從目前《惠台31條》措施公布的內容加以檢視,除了對赴陸居留之台灣民眾設置學習、創業、就業、生活等便利措施,協助其開闢更多元的生涯空間之外,其最受到赴陸投資的台灣廠商重視的焦點莫過於,提供稅賦、融資優惠從事研發、創新,或是透過「特許模式」參與大陸能源、交通、環保等公共建設,以及給予享有同等「國民待遇」參與大陸政府採購,甚至採取合資、併購與重組等模式參與大陸國有企業改革。

此外,在《惠台31條》措施中,更進一步擴大台灣廠商投資空間,例如:同意台灣廠商未來適用與大陸廠商同等的條件參與「中國製造2025」行動計畫、協助台灣廠商加入「一帶一路」建設計畫、鼓勵台灣廠商投資設置高端製造企業、支持台灣廠商投資農業企業等,這些針對台灣廠商投資所設置的條款,是以往不得其門而入的相關領域。

無庸置疑,此項《惠台31條》措施是近年以來大陸推動對台和平發展政策的一環,其開放力度之大、涉及部門之多、適用範圍之廣、實施層面之深,在此之前、未曾有過。不過,如果更進一步分析《惠台31條》措施內容卻又可以發現,在整體政策架構上,其實以「中國製造2025」為核心。亦即未來在大陸政策高度支持下,將協助符合資格的台灣廠商參與大陸經濟升級、產業轉型,不但讓台灣廠商迎接新的機會,同時也是讓台灣廠商面對新的挑戰。尤其是長期以來期盼透過公平制度取得參與大陸市場的競爭資格,因《惠台31條》措施開放許多台灣廠商投資「參與禁區」,以及排除不少台灣廠商參與市場「准入門檻」,而取得與大陸廠商同等入市、公平競爭之地位,向前邁進一步,甚至大幅提高台灣廠商和大陸廠商對等合作之誘因。

換句話說,前揭大陸所公布的《惠台31條》措施,在吸引台灣廠商赴陸投資參與其經濟升級、產業轉型上所採取的創新作法,與其過去之差異在於,未來將會不再透過免除稅賦、低廉土地與充沛勞工等傳統條件作為招商引資模式,而是將焦點集中於,希望有效利用台灣廠商在個別產業領域上長期以來所具有的研發與創新能力,配合「中國製造2025」,積極發展高端、智慧與綠色製造等新興領域產業,參與大陸從「製造大國」升級為「製造強國」計畫,以達到其經濟升級、產業轉型之目的。

事實而言,我們從近年以來大陸在進行調整經濟型態及改善產業結構的政策上可以發現,在基本上以採取結合內、外在資源為前提,藉以加速達到升級轉型目的。也因如此,在大陸當局公布《惠台31條》措施相關計畫後,台灣當局則是指出大陸實施改革開放之後,其在對台政策上,除拉攏利用台灣廠商所累積的研發與創新能力資源外,採取「以經促統」政策方向始終並未有所變化,認為《惠台31條》措施許多內容屬於新瓶舊酒,甚至批評此項措施背後目的仍隱含著統戰思維,同時宣示透過「壯大台灣、無畏挑戰」四大方向及八大策略因應,藉以淡化《惠台31條》措施未來對台灣經濟的可能影響。

不過,個人認為,台灣在兩岸互動往來過程中,除了考量兩岸政治對立糾葛的現行處境之外,無法忽略兩岸經濟交流合作的實際狀況,必須以更加客觀、務實的角度解讀《惠台31條》措施所延伸的正反意義。畢竟,兩岸開放互動交流30餘年以來,大陸不但是台灣產業投資最多的區域與民眾旅遊觀光最多之地方,而且為台灣出口最大的市場與貿易順差最大之來源。尤其隨著大陸產業技術水準不斷進步,兩岸產業結構已經從1980年代的垂直分工模式,轉型為近年以來的水平競爭型態,甚至逐漸從「產業內分工」發展為「產業內產品分工」格局,卻又是我們難以否認的事實。

誠如許多學者指出,如果兩國或地區經濟基礎不變,在理論上大國因規模較大而分工較為徹底,通常對外經濟依賴程度較低,小國則是相反。由於兩岸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加上產業結構模式相異,所以1980年代大陸實施改革開放之後,無論是藉由市場分工或透過技術合作,在大陸經濟擁有「後發」優勢下,由於台灣的推力、大陸之吸力,台灣很自然地被大陸磁吸為投資及貿易夥伴(Natural Investing&Trading Partner);之後,隨著大陸經濟型態的升級、產業結構之轉型,在彼此相伴相依更加深化基礎下,台灣無可避免對大陸形塑成「區域」經濟傾斜與產業整合之現象。

在此同時,回顧過去以來的台灣廠商成長、茁壯之歷史軌跡。若以「雁行理論(the flying-geese model)」來看,其實台灣廠商曾經在1950年代中期之後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產業升級轉型過程中,因順勢因應國際環境變化及參與搭上產業起飛行列,而從結合內、外在資源中取得利益。邁入1980年代,台灣廠商因面對台灣內、外部環境產生急劇變化而陷入經營困境,適逢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提供機會,在讓台灣許多傳統產業的廠商赴陸投資找到重新發展舞台的同時,也加速了台灣產業轉型。

至於近年以來,赴陸台灣廠商在經營上,因大陸積極推動產業轉型,而遭遇發展瓶頸。亦即過去憑藉大陸提供免除稅賦、低廉土地與充沛勞工等傳統條件所生存的台灣廠商,因競爭優勢不再而逐漸淡出大陸市場。然而,面對大陸推動「中國製造2025」,加速從製造大國轉型為製造強國,如果台灣廠商能夠有效利用《惠台31條》措施,配合大陸產業朝向提高質量發展,以及迎接正蓬勃發展之中的大陸內需成長潛力,將有助於找到企業更加前瞻發展的利基,以及重新布局大陸市場前所未有的機會。

舉例來說,雖近年以來兩岸在政治互動回應上退多進少,但兩岸在經濟交流熱度上卻又不減反增。其中,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南京廠房落成投產,鴻海公司旗下FII公司即將在大陸資本市場上掛牌上市,台灣兩大市值公司在大陸的發展不約而同進入一個嶄新局面,均顯示著兩岸產業已經逐漸朝向水平競爭。姑且不論台灣企業擴大赴陸投資目的為何,若自身能夠在技術與市場上保持領先,則就能將大陸的資源磁吸化為企業自身成長動力,立於不敗。

坦然言之,雖《惠台31條》措施是提供台灣廠商挑戰大陸經濟升級、產業轉型的機會,但台灣廠商是否能夠在舞台上發光發熱獲得掌聲,其最重要的關鍵仍是在於,回歸各自核心競爭優勢存在與否,始能參與競爭取得大陸經濟升級、產業轉型所衍生的市場機會。因此,台灣廠商此時此刻應該積極迎接大陸《惠台31條》上路之後所呈現的嶄新格局,面對挑戰、找到機遇,「惠台」與「壯台」並非兩條平行路線,台灣廠商如何借力《惠台31條》措施在人才、資金、技術與市場上發揮競爭優勢,創新自身發展定位,進而找到壯大企業之路,將考驗台灣廠商的智慧與選擇。(本文已刊載於香港「經濟導報(Economic Herald)」,雙週刊,2018年第8期(3416期),pp.34-36,香港經濟導報社,2018年4月23日/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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