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評論】大陸推動擴大進口措施的效益與挑戰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 戴肇洋

中美兩國貿易角力從五月起經過三個回合談判,雖初步達成部分共識,但雙方迄今其實仍存在著許多歧見,尤其中國大陸並未針對美國於第一回合貿易談判時所提出的要求給予較具體之承諾,以及美國不按牌理針對中國大陸部分產品進口增加課徵懲罰關稅,使得已逐漸緩和的中美貿易再掀波瀾,甚至造成兩國貿易關係架構協定被迫延宕。不過,在此一過程中頗為受到國際社會矚目的焦點是,在避免引發全球危機為前提之下,中國大陸於第二回合貿易談判中,同意未來將會配合實施「擴大進口」措施,自美增加進口產品、擴大採購服務,藉以達成縮減對美貿易順差。

中國大陸對外貿易政策開始轉型,同時積極推動擴大進口措施,並非神來之筆,而是其來有自。探究其脈絡,其實可以溯及1978年中共「十一大」三中全會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採取「出口創匯」對外貿易政策,藉以促進經濟成長。此一對外貿易政策,雖促進中國大陸經濟體快速成長,在極短期間內順利超「德」越「日」,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經濟體之地位;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由於國際貿易自由開放型態呈現波折,已停滯多年的多邊貿易體系保護主義再度抬頭,讓中國大陸的經濟結構面對前所未有挑戰,使得其對外貿易政策必須從過去以出口積極創匯作為促進經濟成長的理念,轉型為未來以進口「擴大內需」作為帶動經濟成長之思維。

也因如此,中國大陸開始深化其對外開放力道,同時習近平更是在許多國際活動場合中不斷宣示其擴大對外開放理念,推動「從賣轉型到買」政策,先後提出各項行動方案。其中,受到跨國企業最為矚目的是,習近平分別在2017年5月北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及2017年11月越南「APEC(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宣布,為讓參與「一帶一路」國家拓展貿易及投資合作鋪新路、搭新橋,以及為能整合這些國際貿易產品和服務資源交流互動建平臺、拓空間,中國大陸從2018年起每年定期辦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利用博覽會機會展現其落實擴大進口決心。

按照2017年6月審議通過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總體方案》之規劃,首屆博覽會於2018年11月5-10日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登場,將其定位為,是推動新型高水準、高品質的對外開放,同時是配合「一帶一路」建設推動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重要措施。亦即中國大陸辦理國際進口博覽會展活動背後目的,在於顯示其不但是倡議「一帶一路」建設計畫的提出者、推動者,而且為執行此一方案構想的參與者、貢獻者。依據初步統計,目前超過120個國家和地區企業共襄盛舉,說明這個博覽會並非中國大陸的獨唱,而是來自各個國家之合唱,已成為目前中國大陸四大主場國際活動之一環,更加展現主動開放內需市場決心、信心,以及採取實際行動支持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

此外,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時特別規劃提出,包括:增加消費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加強與多邊區域之經貿合作構築新型國際經貿關係等「6項主要任務與8大行動計畫」,希望於2020年前將中國大陸鞏固為「經貿大國」地位,至2050年時達成「經貿強國」願景。另一方面,習近平今年年初在非營利組織瑞士達沃斯(Davos)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上更進一步強調,中國大陸將會逐漸擴大對外開放內需市場,預定未來5年進口8兆美元產品或採購相當規模服務。

依據中國大陸海關相關資料統計顯示,其進口金額曾經在2014年時創下1.96兆美元空前高峰,2015年卻又劇跌至1.68兆美元,2016年下挫至1.59兆美元;至2017年時,始再回升為1.80兆美元。至於今年1-5月份進口金額8,569.3億美元、年增率20.9%,相對出口金額則是9,570.6億美元、年增率13.3%,其中5月份單月進口年增率甚至高達26.1%,超過該月份出口年增率12.6%,其進口貿易表現極為亮麗,亦即在北京中央刻意採取降低關稅、開放市場、縮減對外貿易順差作為下,若進口金額能夠維持前5個月成長趨勢,則預估2018年進口成長將會超過2017年。

儘管,今年1-5月份進口貿易大幅成長,或多或少受到人民幣升值2.6%,以及自美增加進口縮減對美貿易順差影響。然而,更加重要的意義是,中國大陸去年以來在習近平所規劃的「中國版全球化」藍圖倡議下,積極實施擴大進口例如:透過降低關稅、放寬自由貿易區內產品進入內地規定、促進中歐鐵路貨運列車回程滿載進口貨物等措施,其進口從衰退轉型為成長表現,讓全球的跨國企業眼睛一亮。此外,習近平於2016年9月G20(20國集團)杭州峰會上,更進一步表明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主張各國透過多邊貿易體系協商制度,採取相互開放共享市場,促進全球貿易連結發展。

從上述中很顯然地可以發現,近年以來中國大陸積極推動擴大進口措施背後目的,除了透過進口帶動「擴大內需」作為促進經濟持續成長之外,甚至更進一步延伸其為國際貿易的復甦貢獻「中國力量」。換句話說,中國大陸推動擴大進口,已無疑地未來將會對其經濟結構的轉型及國際貿易之升級可能產生的效益,既深又遠。這些可能效益大致可以歸納如下:

其一,透過擴大進口措施在致力縮減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的同時,逕向全球各國主動開放中國大陸內需市場,此一作為將有助於加速推動其經濟結構轉型,是「雙贏」的選擇。

其二,透過擴大進口措施掌握重要「資源性」產品,取得先進設備和關鍵性零組件技術來源,加速促進中國大陸產業轉型之外,增加進口一般「消費性」產品,不但充分滿足民眾生活朝向高水準、高品質升級的需求,而且具有減少民眾出國大肆採購、引導境外消費回流之意義。

其三,透過擴大進口措施除了厚植中國大陸在全球大宗產品交易或服務採購市場上所產生的影響力道,進而提高國際貿易地位之外,若能利用貨幣結算機會,則將可以加速促進人民幣國際化進展期程。

其四,透過擴大進口措施培育高端服務業,促進中國大陸服務業更進一步發展,尤其在2016年其占GDP之比重超過五成,以及人均GDP超過八千美元後,不但促進一般消費產品的品質升級,而且帶動高端消費服務之需求轉型,例如:醫療(養生、藥品)、教育(幼稚教育、職場教育)、休閒(旅遊、遊戲、影視、文學)、時尚(美容、整形、化妝、珠寶)、體育(體育競技、場館健身)、金融(支付、消費、保險)、能源(綠色、環保)等。亦即利用國際進口博覽會展活動商業規劃,除了將有助於促進大陸相關服務業進行跨國合作之外,具有引導中國大陸服務業朝向創新驅動發展作用。

然而,中國大陸在期待透過擴大進口措施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呈現美麗憧憬的同時,卻又無法忽略背後所存在的限制因素,其將挑戰此一措施未來是否能夠真正發揮效益之關鍵。這些限制因素包括:

首先,中國大陸企業近年以來在其從「引進來」升級為「走出去」政策引導鼓勵,加上積極簽署參與多邊組織加持下,不斷前往海外投資。這些已前往海外投資的陸企,未來如果透過「東協10加1」、「RCEP」等協定免稅返銷產品,因具有市場競爭優勢而相對不利外商參與,或是地方政府利用各項名義採取保護主義,優先進口其省市企業海外投資設廠所生產的產品,並非真正採取相互開放共享市場,如此將會造成排擠外商產品公平行銷中國大陸內需市場機會,使得其推動擴大進口意義大打折扣。

其次,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在跨國企業大幅投資的同時,透過學習替代帶動產業技術不斷進步,使得全球供應鏈結重新整合過程之中,逐漸發展以中國大陸為「製造」中心所形成的貿易往來與投資合作之網絡。在此同時,未來隨著產業技術自主能力提高,一旦造成「進口替代」效益越來越強,甚至因更加完善建立自主供應鏈結而降低依賴進口,此與透過推動擴大進口措施,達成促進全球貿易連結發展理念,似乎呈現相互矛盾現象。

再者,中國大陸若要達成擴大進口效益,除了降低一般日用消費產品關稅之外,必須加速通關整體作業、完善檢驗檢疫制度及改革進口管理模式,尤其需要積極推動服務貿易相關領域,例如:金融、資訊、專業服務等行業便利條件。亦即減少過多控管、允許資本自由進出,排除網路遮罩、促進訊息透明對等、降低准入門檻、消弭壟斷獨佔現象,俾讓全球產品或服務更加便利對中國大陸內需市場之拓展行銷。

此外,中國大陸若要逕向全球擴大進口,則需先行創造陸企與外商公平待遇的進口業務環境,同時訂定兼容並蓄產業競爭發展政策。雖中共建政以來,經過1979年的改革開放、1992年南巡講話之後的再次確認改革開放及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的全面大幅改革開放,但國際貿易環境劇變,過去3輪開放內容似乎已難以滿足未來多元型態的需求,必須從整體結構上重新處理對外國投資、產品及服務的限制,此對長期在中央政策保護下扶植成長的陸企經營而言,將面對更加嚴苛的考驗。

無論如何,中國大陸目前已經持續八年是全球僅次於美國的貨物貿易進口之國家,由於透過擴大內需已成為未來促進經濟成長無法忽略的重要力道,近年以來其所推動的擴大進口措施,已無疑地更加具有加速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特別是培育新興高端服務相關產業發展之意義。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經濟型態正在從「要素規模推動型」與「出口依賴型」的發展階段,逐漸調整為「創新驅動型」及「內需拉動型」之發展階段,未來在其進口產品或採購服務方面上,若能達成實質提升其品質、數量,則將成為下一階段帶動經濟型態持續升級的新泉源、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轉型之新支撐,在其影響力道不容小覷的同時,卻也挑戰著中國大陸領導階層之智慧。
(本文已刊載於香港「經濟導報(Economic Herald)」,雙週刊,2018年第13期(3421期),香港經濟導報社,2018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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